1946年夏，我在西北大学教育系教书兼图书馆主任。

     6月中旬，扶郿战役后，孙志远陪同贺龙司令员来西大打网球。孙志远通过询问，了解到我在西大任教。志远是我在师大的同班同学，当年我们一起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北京学生爱国反帝斗争；共同组织过读书会，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参加过华北教育劳动者联盟、反帝大同盟等进步组织。抗战爆发后，他去河北冀中打游击，十几年来，一直未通信息。几天后，他偕任白戈突然来西大看望我，乍然相见，真是高兴万分。他问了分别十余年来我的生活、工作及家庭情况，以及西大教职工和学生的思想状态。谈话中，我提出想参加部队或其他革命工作的愿望，他欣然同意，并说你十余年来失去了与党的联系，只埋头教书，现在参加部队工作也不晚。毛主席说，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和政府工作。当时西安解放，部队即将入川，需要培训大量的地方工作人员，同时，对其亦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也亟需充实力量。几天后，他邀我去他的住所——西安西京饭店与一野军大（即西北军政大学）政委钟师统见面并谈话。后来，由他俩推荐我到西北军政大学工作，担任政治教员。当时我在西大教育系已是工作三年以上的讲师，而且按西大提升规定正在考虑提升我教授职称，因为我在教育系任课是重头，是教学骨干，各年级主课由我主讲。但我已下决心，不计得失，欣然同意离开西大，并立即把全家搬到王曲军大校部。8月20日报道时，受到军大政治部主任胡光、训练部部长戴伯行的热情接待。他们分配我到第一大队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当时我心情又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已十几年，党仍然相信我、帮助我、支持我；担心的是能否完成这一革命任务。我曾向志远谈了我的思想顾虑。他说：“我们相信你，只要你有决心。当年我们在北京成立读书会，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正好派上用场，何况还有军大政治教员、政工人员共同备课呢。”他的谈话，对我鼓舞很大。到校后，校政治部主任胡光，立即派人送给我不少单行本的毛主席著作及讲授提纲。不久，我的老友郝德青也到了西安，一见面他就热情支持、鼓励我，并送给我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在一大队政委刘康等帮主下，较好地完成了这一教学任务。

      1950年1月，西北军大的培训任务完成了，贺龙司令员号召入川，我积极响应，与校部一起行军入川。在成都一个多月，完成了为川康干部学校的招生任务后，胡光便带领我们去重庆并入西南军政大学（二野军大），我被分配到高研班任教。我不再讲课，重点搞学员学习计划及辅导，下班抓情况综合材料，并负责整理教育部长张衍讲授的社会发展史的记录和西南军区五号首长李达来院讲话的记录，同时还担任西南军大院报通讯员。我积极服从组织安排，较好地完成了这一政治任务。

      在西南军大的工作期间，在党的教育下，一方面学习掌握了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思想，另一方面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育工作中的应用。又一次，二野军大改造团级以上的起义军官（含少数被俘军官），在讨论“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这一专题时，不少学员思想不通，有的甚至拍着大腿说：“你们说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不积极抗日，我腿上的枪伤就是在抗战中被日军打的，怎么说？”经过发扬教学民主，依靠学员讨论分析，终于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转变了他们的抵触情绪。其中一些原来思想转不过弯的学员在会场上纷纷上台发言，分析批判自己在认识上的错误，表示立即“起义”。从此，学习便进入了一个“诉罪阶段”的高潮，他们以自己亲身经历揭发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抗战期间花园口黄河大决口，是将介绍不顾黄河以南人民死活，下令让他们执行决口的罪恶史实；重庆防空洞闷死万余人惨案的经过等等。他们这些诉罪材料，我们均送中央军委内部展览，收到了好评，肯定了我们改造起义军人的重要成果及贯彻党的统战政策的正确。

      1950年10月中旬的一天，西南军大校部派人找我谈话，说西南军政委员会拟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准备调我去担任这一工作。接着便引我谒见当时军大的政委余秋里（西安解放后，我们曾在孙志远处见过面），余说：“军政委员会筹办干部子弟学校，是当前一件重要任务。你是学教育的，又有丰富经验，希望努力工作，愉快接受调动”。他给予了我亲切的鼓励。次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便派了两辆吉普车来讲我全家接走。

      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对我说：“西南大区一级干部两万余人，入城以后生活、工作比较稳定，其子女过去大都受反动派迫害，入学困难，现在他们的子女年龄较大，读书年级又低，一般学校无法接受，故拟筹办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此事邓小平政委很关心，同意抓紧筹办，并嘱我物色一个懂教育有经验，保证能办好的同志负责这一工作，已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首肯了”。我脱离中学岗位好多年了，本没有再走回头路的思想，但现在当既然需要我，选定了我，这正是党对我的理解和信任。我决心接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参观、了解了当时三所私立学校（南开中学、清华中学和巴蜀学校），经过比较，我认为地处重庆市中区巴蜀学校比较符合筹办干部子弟学校的需要。我立即写了一份调查报告，提出接办巴蜀学校。很快地，就经过小平同志同意了。筹备接办过程中，一天，志远通知我明日上午及时赶到范庄，孙将我介绍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关于接办巴蜀学校，办好干部子弟学校有明确指示：“一切不动。只许办好，不许办坏。”孙说，邓政委这两句话很重要，有深刻的内容，也很有针对性，希望很好地领会。12月12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受王缵绪的献校请求，举行了巴蜀学校的接办仪式，西南区各大口都派员前来祝贺。开始半年里，人命当时军政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段云同志兼校长，我任副校长，实际上学校工作由我全面负责。接办以后，在办学方针，校舍、设备，教师队伍的培训、充实、调整以及教育教学改革方面都得到西南各部领导的重视、帮助和支持。经过8年努力，终于把一个地方军阀的子弟学校，改造成了一所革命干部子弟学校。又创办了巴蜀托儿所，有日托、全托。当时正是土改时期，他们将该子送到巴蜀学校学习，这样，就免除了他们下农村搞土改的后顾之忧，收到了他们的欢迎。1956年巴蜀学校被定为重庆市重点学校，我被评为优秀校长。10月，我奉调市教育局任副局长，仍兼任学校校长，1957年离校。在校8年，培养了大批小学、初中、高中的合格毕业生。这一时期，还为重庆市培养了一批新办幼儿园、小学及中学的领导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