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社会调查到民族社会学学科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正朝着系统化、成熟化的方向发展。为此,回顾和梳理学科逐渐形成的历史脉络,研究和反思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并理性地认识其中存在的不足与挑战,对建设更加适应我国民族社会稳定与发展需要的民族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学科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学科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前,伴随民族学、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学家与社会学家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在民族与民族社会调查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绩。1940年,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丛刊》征稿中最早提出了“民族社会学”概念。但概念的提出并不能表明自觉的学科理论研究的开始,而没有学科理论支撑的民族社会调查,只能局限于自在的学科研究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学被取消。在近30年的时间里,民族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一时期,民族社会调查仍在进行,民族研究仍在继续。民族识别工作,尤其是大规模的民族社会调查,积累了丰富的民族社会历史资料,在深化对民族社会认识的同时,也为民族社会学发展及其学科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民族社会学从自在的民族社会调查发展到自觉的学科化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学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的整理,以及更加深入的民族社会调查与研究的开展,民族社会学学科理论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民族社会学学科地位也因此逐步确立。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始受关注,相关探讨逐步深化。1982年费孝通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最早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民族社会学”概念,并倡导“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作民族社会学”。从此,一些研究者也以民族社会学为议题,结合本土化经验提出了多元的阐释。至20世纪80年代末,发表冠以民族社会学的论文有《论民族社会学研究》、《对民族社会学的一些想法》、《论民族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民族社会学》、《谈谈民族社会学的主要课题》、《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课题》、《浅谈民族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民族社会学、青年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介绍》等。中南民族学院科研处、湖北省民族社会学研究会1985年合编、内部印行的《民族社会学》(参考资料)对早期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初步汇编。从总的方面看,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偏重对基本概念、研究课题与方法等基本问题的初步探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科理论研究逐步深化,出现了一批以本土经验研究为路径,构建中国民族社会学理论为取向的研究成果。其中,有马戎的《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论中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张文山的《关于建立中国民族社会学理论构架的设想》,吕青的《试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试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郑凡的《论当代民族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蔡家麒的《试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以及刘敏的《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发展现状及趋势》,孙红艳、孙秋云的《我国民族社会学内涵与方法述论》等论文。更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者在吸收、提炼和发掘已有的相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团队攻关,著作类成果明显增多。云南省社会学会于1991年出版了《民族社会学研究》(第一辑、第二辑),江波、赵利生等著的《社会学的新视野》(1996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列“民族社会学”专篇讨论相关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1997年先后出版了贾春增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郑凡、刘薇琳、向跃平合著的《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2003年至200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赵利生著《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戎著《民族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杭生主编的《民族社会学概论》等著作。我国学者对民族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与方法进行了综合探讨。
2.译介类成果陆续出版,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我国的民族学、社会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起步更晚,起点更低。因此,引入、评介国外在民族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增强学科的跨界交流,促进研究人员借鉴较为成熟的知识体系,建构本土化的民族社会学理论,更好地与国外学界展开积极的对话,使学科建设走向成熟十分重要。在这一领域最早被翻译进来的是前苏联阿鲁丘尼扬、Л•М•罗德比耶娃的《苏联民族社会学研究》(金火根译,刊于《民族译丛》1981年第6期)。之后,1988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阿鲁秋尼扬等著、马尚鳌译的《民族社会学》。此书反应了苏联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进展与特色。马戎编著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于1997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它向国内学者较全面地介绍了当时西方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国内学者解读学科体系,提升学科研究能力,开展本土化的实践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祖力亚提•司马义译、马丁.N.麦格著《族群社会学》2007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它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民族社会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民族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些译介的成果,尽管其知识背景、学术经验与我国有较大不同,但对培育学科基础,促进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发展,尤其是学科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研究队伍日益扩大,学科点建设初步形成。伴随民族社会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以及田野调查的不断深入,学科知识体系不断被丰富,围绕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教学活动也因此逐步形成与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民族院校与综合大学先后开设了民族社会学课程。马戎1988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开设了“民族社会学”课程。此后“民族社会学”被列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和博士招生专业方向。现今,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也都陆续设置了民族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中国人民大学与云南民族大学合办了民族社会学博士点。在中西部民族院校与一些综合大学,也都开设了民族社会学硕士点或研究方向,以及部分本科课程。北京大学的民族社会学课程2005年还获得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称号。这使得民族社会学知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学科的发展在努力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带来的是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生进入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他们将更加多元的知识体系带入本学科中来。一批青年学者的积极进入,大大加强了民族社会学学科队伍的整体实力,也为学科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4.应用研究逐步深化,关注领域不断拓展。民族社会学研究一直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也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稳定、世界的和谐相联系。为此,民族社会学研究者的目光一直没有偏离应用与对策研究。这些研究体现了民族社会学研究者的社会使命感和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随着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深化,应用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研究水平也有较大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冲击,民族社会转型加快,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民族地区面临一系列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民族社会学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关系、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民族地区城市化、民族社区建设、民族社会问题、民族社会分层与流动、民族社会工作等领域和议题都受到了民族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冠以“民族社会学视野下的某某研究”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这也反映出民族社会学在相关研究者和学界中学科意识与学科地位的增强。尤其是“九五”以来,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学重要的分支学科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学科回顾与规划中民族社会学被放置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既是学科地位提升的体现,也反映了社会对本学科需求的扩大。在这样的互构关系中,对民族社会学学科的规范化与良性发展亦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与应用研究相伴随,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关注具体方法的使用,而是扩展到关注研究取向、价值观、研究视阈的融合、研究关系等,更加科学、规范和系统地运用质性、定量,以及质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领域的社会现象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
5.组建学术团体,发行学科刊物。在教学、科研发展的基础上,为了倡导民族社会学,扩大学科影响力,吸引学术人才,1995年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研究会”,并创办起了会刊《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这在凝聚、壮大民族社会学力量的同时,也为全国从事民族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一些西部省区的社会学会、民族学会也开始意识到民族社会学对整合科研资源、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民族社会学及相关议题的研讨,促进了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与学科的发展,民族社会学研究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对于学科发展来说,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的形成是学科地位初步确立的重要标志。
从田野调查、翻译引进到学术研究,从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到学术团体、研究机构与刊物的建立与印行,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建设与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已经逐渐确立起来。
二、学科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学科地位已基本确立。但客观而言,目前在学科研究中仍面临着许多问题。
1.基础理论薄弱。虽然目前出版的相关论著有所增多,国外的理论亦有了一定介绍,但学科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至今仍在探索之中。首先,国外民族社会学学科的社会基础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大不相同,这必然制约其理论体系在中国的描述力与解释力。其次,为了扩大中国民族社会学在世界的影响力,必须将中国的经验纳入到学科知识体系中去,基于本土知识的理论建构就变得尤为重要。从目前出版的几本概论性著作来看,对学科基本内容与体系亦众说纷纭,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也都是各说各话。这些都较为明显地反映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还缺少理论的提升能力,尤其是将经验研究转化为理论建构的能力。现行的一些著作呈现出民族学、社会学研究视角与理论两张皮、结合不够的问题。因此,对学科性质、对象、地位、理论体系等基本问题的深化研究势在必行。
2.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较差。由于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歧见,导致民族社会学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较差,甚至随便什么研究都可冠以民族社会学的名称,随便什么人一夜之间便可能成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这一现象,表面上呈现出学科的繁荣,其背后实则暴露出学术研究低水平循环的“泡沫化”倾向。中国民族社会学能够,也希望对世界学术做出贡献就需要发现中国民族社会学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并有意识地加以提炼,走向理论与实践自觉。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传统与规范,这既是目前紧迫的任务,也是实现中国民族社会学与世界对话的基础。
3.专门研究人员缺乏。伴随学科点的增多,民族社会学的教学与科研队伍不断扩大,这是近年来可喜的变化。目前,尽管在一些高校开设了民族社会学硕士、博士点,或在相关专业研究生教学中开设了民族社会学课程,这无疑为民族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途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目前的学术界真正长期从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者极少,多数学者只是在其他研究领域之外,兼及民族社会学,队伍的专业化明显不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只是把民族社会学作为研究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时的落脚之地。因此,投入精力十分有限,研究的深化自然受到限制。这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和社会政策的完善都是极为不利的,促进民族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更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一些学校的师资相当欠缺,从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民族社会学知识的传授。
4.社会影响和学术交流不足。民族社会学虽然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与刊物,但专业性学术交流仍十分有限,刊物仅供内部交流,学科知识的普及还远远不够,更不要说学科的社会影响力了。另外,研究人员间的学术交流也远远不够,学会活动十分有限,更没能在社会学或民族学年会上开办专题论坛,这样,学科的专业影响十分有限。
三、 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
我们看到,一方面伴随改革与发展,民族社会转型的深化,民族地区面临一系列复杂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加之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与渗透,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急需社会学从实证与系统的角度予以深入研究,以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民族社会学学科尚不成熟,描述力与解释力有限,距离实践的需要有较大差距。如何立足实践,反思不足,促进学科发展,成为目前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以为以下几点十分重要。
1.综合创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理论。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传统上处理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理论与方法有其自身独特的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工作实践也极富特色。这些多元的民族理论与实践,既是民族社会学发展的丰富营养,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在努力实践的基础上,综合创新,产生能回应良性社会发展需要的民族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理论。另外,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有各自特长,作为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不应该是二者的杂凑,而必须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一点也非常重要,也是目前研究中相对被忽视的问题。
2.优化结构,形成规范的学科体系。民族社会学应该研究哪些问题与现象,这些现象之间关系如何,民族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与基本逻辑结构如何,这是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必须解决而现在仍未解决好的问题。这一点,在目前已经出版的教科书与学科理论著作中就有明显的反映。对此,需要从民族学、社会学与民族社会学的关系与研究对象入手,逐步廓清学科界限,进而探讨民族与民族社会基本关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学科结构,确定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与性质。同时,推动学术研究和教育的规范化。在理论自觉的前提下,实现民族社会学研究成果、相关教科书的编写,以及教授方式上的规范化。
3.培养人才,形成富有专业特色的学科梯队。中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证明,社会和谐与稳定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不断完善民族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水平。这样,民族社会学作为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支持力量,就需要培养大批的研究者来从事这一工作。因而,关键的问题是人才培养,在加强全社会对民族社会问题关注的同时,要吸引一批有志者专心地投入到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去。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求相关研究者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以扩大民族社会学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要求扩大专业学位点,从而扩大招生人数,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形成合理的研究梯队。
4.译介国外成果,加强学术交流。目前虽已有一些国外研究成果被译介过来,且对促进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仍显不足,确有进一步译介的需要。只有在大量掌握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深入的辨析与梳理,结合我国国情,推动民族社会学的发展。同时,还应加强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对话,这对于深入了解不同的国情与族情,深化对国外民族社会学理论背景的认识,更加科学与理性借鉴与吸收,亦十分重要。
5.从实求知,推动学术界的积极合作。提高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还有赖于本学科能够自觉地承担起对我国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的责任。目前,我国民族社会也进入转型的关键期,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期待民族社会学建立起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效连接,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面去予以积极地回应。这就要求国内学术界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对话,形成研究团队的积极合作,在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同时,为民族社会的发展服务。而目前由于学科理论的歧见,专业队伍的不足,国内的专业学术交流仍十分有限,这是急需改变的。只有不断深化交流与合作,拓展学术共识,才能以特色鲜明的学术研究视角,为民族社会学的发展积累富有中国经验的传统与资源,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赵利生,兰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民族社会学;刘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江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年1期网站编辑：沈华
